「我們今日身在比暴力更悲慘的處境，就是太多人覺得自己沒有權力，也無法行使權力，甚至連自我肯定都被否決，再也沒有任何事物值得他人去肯定，於是出了宣洩暴力之外，別無他途。」這是心理學者羅洛梅在其「權力與無知」一書中，向我們傳達的重要訊息。
現代社會充斥著各種暴力事件，時時瀰漫著暴力的氛圍，再加上最近隨機殺人事件的頻傳，早已讓我們群情激憤而憂心忡忡。心理學家羅洛梅早在1970年代，就已經警告了我們，權力、無知與暴力，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社會心理問題。
或許台灣由於有嚴格的槍械管制，所以在美國所發生的校園與街頭隨機槍殺路人的事件，以及對於政治人物如甘迺迪總統，金恩博士的行刺與兇殺，就不曾發生在台灣社會。也或許是由於華人社會裡家庭與親族的支持關係，台灣社會面對隨機殺人事件的時間比西方晚了三、四十年。然而不幸的，會來的終於還是來了。
羅洛梅是位存在心理學家、心理治療師，更同時是一位巨觀的社會心理學者。他於1970年代的大作「權力與無知」，便是巨觀地在看待當代社會的攻擊與暴力問題。他認為現代社會由於結構使然，即便是心理學家不斷地呼籲強調人的無限潛能與實現，但實際上「個人具有在心理與政治上改變現況能力的信心卻是少得可憐。」不僅如此，有許多人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沒有權能感--「懦弱無能」（powerlessness），強烈地自覺無足輕重、微不足道、沒有絲毫影響力、沒有尊嚴、無能為力、沒有價值，就羅洛梅的描述，是處於「認定自己不是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無家可歸」的「次人」狀態。
羅洛梅說：「現代人熱衷於競爭、冷漠無情」，對於這些「無能」的人，經常是待之以鄙視、厭惡、忽略和不再期待的放棄態度，讓這些人感受到社會上深刻的冷漠與無情。其在忙碌的家庭與不公義的社會中，這些人的懦弱態度與行為表現，往往讓他們招致大量的失敗與挫折經驗，並進而孕育出極為嚴重的憤怒。因為懦弱無能，沒學會也不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權能，便只能加以壓抑，讓憤怒長期、逐漸地在內心堆積與發酵。
羅洛梅說無能與冷漠是孕生暴力的溫床。我們經常可以在醫院、車站及各式的場所，看見這些憤怒的未爆彈終於炸開，失控的憤怒者殺害女友、血刃親人，以至於叫囂、威脅和掌括各類服務人員，嚴然進到一種幾近「瘋狂」的狀態。
當再加上長期失業、持續的焦慮、罹患精神疾病而處於極度受苦的狀態時，無能者強烈地感到生不如死，在意識與潛意識裡有求死的意念，但又因為其軟弱的性格，沒有自殺的勇氣與行為能力，在求死和求生兩端之間擺盪。在終極的憤怒狀態與求死意願的兩相交織之下，隨機殺人者圖的是藉由死刑的手--國家的資源來結束自己的生命與痛苦。隨機殺人者為的是要讓他受盡鄙視與差別待遇的社會難堪，藉由報復的手段以及自己及眾人的死亡、藉由出手教訓這個冷漠、無情又充滿的不公義的社會、藉由上傷害與打擊社會的最痛點—殘酷地殺害一名無辜的孩子，來為自己爭取最後的一點顏面、意義與價值。
如此不正常的行為既是病態的也是犯罪的。病態行為的醫療與防治以及犯罪行為的量刑與預防兩者當然須兼顧並行，且應將焦點集結於防治與預防之上。
羅洛梅將「無能」界定成一種疾病，而我們也應該強烈地懷疑這是一種新型態的精神疾病。在先天遺傳與後天學習的劃分上，這種疾病似乎更偏向源自於後天的、社會性的機轉，換言之，如同羅洛梅所言，是「社會」出了問題，才導致此類暴力問題的出現，如果「社會」不思改變，依舊地只講究競爭與階級，依舊地冷漠而無情，則我們可以預期類似的事件將不斷地發生。如何在社會心理衛生上採取必要而有效的救助措施，來防治類似暴力事件的再度發生，正急迫地考驗著我們的智慧。
另外在犯罪行為的處罰與量刑上，則需要仔細地去考量，這類犯罪在本質上是一種無能自殺而欲求假手死刑來結束犯罪者生命的行為。死刑成了犯罪者無能自殺的替代工具，而以無辜的民眾與幼童的寶貴生命為代價。強調對這樣的犯罪行為施以「速審」、「速判」與「速死」的極刑，似乎剛好正中犯罪者的下懷，正好增強其犯罪動機，無疑是提油救火。究竟量刑的一個重要的意義是藉由刑罰來遏止相同的犯罪，具有犯罪防治的目的，在隨機殺人者身上是否適用，會不會適得起反，這也是國人在討論死刑存廢時，應該考量的一個重要議題。
羅洛梅在書中的最後一句話是「人生不是脫離惡，才成就善、而是雖然有惡，依然為善」。他呼籲我們正視人類行使「權力」的本性與需求，遠離無知，千萬不可習於暴力，讓暴力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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